实施细则2011年公布后，各级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征收案件，仍然适用高院解答，而高院解答和实施细则在未成年人是否是共同居住人问题上存在诸多不一致，这导致了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主要表现在：
1、实施细则在共同居住人的规定中未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而高院解答对未成人是否为共同居住人有特别规定，法院需要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判断。
实施细则规定，所谓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共同居住人必须符合三要素：1是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2是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3是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该项规定并没有对共同居住人的年龄提出要求，并没有要求共同居住人必须是成年人，未成年人不符合共同居住人的要求。
而高院解答则单独给未成年人群体设定一个特殊的处理规范，即使未成年人即使符合上述三要件，也可能不能认定为共同居住人。主要表现在：
一是直接否定未成年人的共同居住人资格。比如解答规定“对在公房内居住的未成年人实际承担监护义务的人，可以就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适当多分”。这和高院解答第九条规定存在一致性：即承租人、同住人之间，一般遵循一人一份，均等分割的原则取得拆迁补偿款，但对“对公房内居住的未成年人实际承担监护义务的”，可以酌情多分。法院也有类似判决。比如在（2019）沪02民终10197号案件中，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未成年的同住人居住使用的权益，主要是基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等义务形成的，而不是基于其对公有住房的权利。故未成年人在征收补偿款中不享有独立的份额，但对在公房内居住的未成年人实际承担监护义务的人，可以就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适当多分。
二是根据居住权获得方式的不同，有部分未成年人可以获得共同居住人的资格。比如规定未成年人“其居住权并非基于他人的帮助而取得”就可以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而“承租人或同住人允许他人未成年子女在自己承租的公房内居住的，一般可认定为属于帮助性质，并不当然等于同意该未成年人取得房屋的权利份额，该未成年人无权主张分割房屋拆迁补偿款”，实质是认为基于帮助性质获得居住权的未成年人并不是共同居住人。
2、实施细则对居住的原因以及居住权取得的方式未做规定，而高院解答则把居住权的获得方式认定为基于“帮助性质”以及“其居住权并非基于他人的帮助而取得”两者方式，法律后果不一样。
实施细则规定，未成年人要成为共同居住人，必须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至于实际居住的原因以及其居住权取得的方式则不予考虑。
高院解答不仅规定未成年人必须实际居住，同时考虑其居住权的来源。承租人或同住人允许他人未成年子女在自己承租的公房内居住的，一般可认定为属于帮助性质，该未成年人无权主张分割房屋拆迁补偿款。但如果未成年人“其居住权并非基于他人的帮助而取得”，则依法主张分割公房拆迁补偿款，裁判结果截然相反。因此，当事人需要举证证明未成年人的居住权是基于“帮助性质”还是“其居住权并非基于他人的帮助而取得”，法院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来认定未成年人是否是共同居住人，法院的裁判结果就取决于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这就会导致裁判结果的多样性。
二、法院对“帮助性质”的理解从未成年人居住权问题扩展到户口迁入问题，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只要户口是基于帮助性质迁入的，基本排除了共同居住人的资格。
未成年人的户口迁入主要包括以下情况：1、由于出生户口报入被征收公房；2、因为就业、学习等原因经承租人或者同住人同意将户口迁入；3、未成年当事人的父母一方或者双方的户籍在被征收公房，未成年人当事人户口随父母迁入；4、知青子女回沪后其未成年子女报入被征收公房；5、父母离婚后随监护人一方生活但户口仍然保留在被征收房屋等等。
实施细则没有对户口迁入的原因进行限定，只要被征收公房内有户口，至于户口是出生在这里，还是因为学习、工作等原因迁入以及是否需要他人的帮助才迁入，在所不问，否则就变成以户口迁入动机、目的来判断未成年人是否属于共同居住人的主观标准。
在诸多案例中，法官则需要考虑未成年人户口迁入原因。例如在（2019）沪0101民初8701号案件中，被告潘某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潘某之子陈某报出生于涉案房屋，而潘某系其监护人，陈某应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未成年人户口基于出生报入，其监护人属于共同居住人，未成年人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的概率比较高。
当然并非未成年人户口报出生就一定会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报出生于被征收房屋内仅是可以不受实际居住、居住时间长短等条件限制视作同住人而非当然的共同居住人。比如在（2016）沪0108民初1011号案件中沈某也是出生报入，但是法院没有认定他的同住人资格，需要结合案件的其他情况进行判断。不同的户口迁入原因，可能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
思考和对策
高院以解答的形式解决了未成年人动迁利益分配的问题，对定分止争起到了积极的意义，但是实施细则2011年施行后，对未成年人是否属于共同居住人并没有出台新的认定标准，是否还要适用高院解答存在讨论的必要。
一、关于未成年人能否成为共同居住人
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关于共同居住人的认定标准是否一致以及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征收利益是否需要差别化保护，更多的是立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按照实施细则，未成年人只要符合共同居住人的认定条件，就应当和成年人享有相同的征收权利。在（2017）沪0109民初23842号案件中，法院认定原告杨某甲、杨某乙（未成年人）户籍在系争房屋，亦曾在系争房屋内居住，因原告与被告有矛盾，而系争房屋实际居住面积部位的原因，搬离系争房屋在外租房居住，而两原告在本市没有福利性质的房屋，故应认定系争房屋的共同居住人为宜，有权分得征收补偿安置款。在（2019）沪0101民初8701号案件中，法院也认为被告潘某应当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潘某之子陈某报出生于涉案房屋，而潘某系其监护人，陈某应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另外，对于回沪知青子女的未成年子女，法院也有较多判例认定其为共同居住人。
所以，是否成年不是共同居住人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在实施细则公布后，我们更没有必要把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特殊对待，毕竟高院解答是2004年颁布的，需要与时俱进，我们应该在实施细则的基础上去思考和重构共同居住人的解释标准，完全没有必要单独给未成年人群体设定一个特殊的处理规范，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这应当成为一个基本常识以及共识，希望法院在裁决时不应当对未成年人的在征收中的权益进行限制。
至于补偿款的金额，可以根据个案来进行调整。比如考虑被征收公房的来源、户口迁入的原因、户口迁入的时间长短、居住时间长短以及房屋的实际居住情况等综合考虑当事人的利益，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实务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法官以未成年人不是共同居住人为由直接对当事人进行施压，要求强制进行调解，否则要承担不利的后果。由于信息掌握不对称，往往导致律师和当事人在和法官的谈判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此情况下，不是原、被告进行协商，而是和法官进行扳手腕。
我认为，所有的共同居住人均应当得到平等保护，以体现征收政策的公平，不能人为地剥夺未成年当事人的征收补偿利益。为帮助未成年当事人获得更加公平的征收补偿利益，高院解答应当根据实施细则尽快修改和完善。